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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忆柳一边听爹爹和方恒聊天，一边细细回忆。自己可是极少出门的，见的外人也有限。不过，自己也很不去注意那些无关的路人甲路人乙，所以现在根本想不起来到底在哪里见到过方恒。
唐征和方恒俩人聊的不外乎是一些生意上的门道。
于文秀的母亲姓方，方恒是于文秀舅舅家的儿子。原本方父经营着一家卖针头线脑的小店，自打女儿嫁到了于家，在于家的拉拔下，也开始涉足绣品。如今于家绣庄出的绣品，方家是头一家专营店。
从家境渐渐优渥起来，方家就开始培养下一代读书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士农工商，商排在了最末。从商再有钱，也永远被人看低。要改换门庭，只有读书。
大周朝的科举制度，延续了隋朝，又在隋朝科考的基础上做了些改良，和后世的唐朝也略有不同。本朝也分常举、制举两种。所谓常举是指分科举行的科举；制举是指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科举。
大周朝科举考试的科目繁多，有秀才、明经、进士、俊士、明法、明字、明算等五十多种。其中考秀才和进士的居多，明经明算等等少有人应考。考中进士可直接做官，因此读书人更多的会去考进士科。隋朝和周朝许多高官，都是进士出身。而秀才考试极难，且考中之后，虽有见官不跪，免除赋税徭役等等便利，可不一定能应举。因此，到了文德皇帝时，便少有人再去考秀才，后慢慢都把通过童生试的读书人，统一都称作了“秀才”，意为博学多才的读书人罢了。
因此，周朝多数读书人大体遵循的都是这样一条路：每年举行一次“省试”，秋天考试，来年春天放榜。参加考试的生员，一类是国子监等学院以及各县学选拔出来的“公立学校”的学生，一种是各州县组织考试，层层选拔上来的私塾里学出来的“贡生”。
由此可见出身的重要性，出生在权贵之家的子弟们，直接就能进国子监。或者出生在新都稍微有些地位的官宦人家子弟，也能进入新都最好的公办学院，合格的直接就能参加省试。
如果出身不高，就只能先入私塾读书。等时机成熟了便可参加每年一次的童生试，通过之后参加州县级举办的县试、府试、院试，也是每年一次。通过后，便成为生员，可以参加举办的三年一次的乡试。乡试通过便为举人，具备了做官的资格。之后再参加新都每年一次的省试。通过省试的被称为贡生，前一百名的贡生，便可再参加最高级别的殿试。殿试由皇帝主考，考中才成为进士。考中了进士，还要再参加吏部的官员选拔考试，要看姿容仪表，书法、举止等等。合格之后，便可以做官了。进士的前三名，还会被皇帝钦点为状元，榜眼，探花。都说是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，可见读书做官这条路，也实属不易。
大周朝还规定，从商之人不可从政，不能参加科举。这里的从商之人，指的是在官府正式注册登记的正经的“商籍”。在官府登记为农籍的人们，日常做点绣品，或者拿点农副产品一类的去卖，不算商户。唐忆柳记得，在唐征书房里看到过相关内容，大周朝商业发达，已经有了行业协会的雏形。每一个行业，都会在当地形成一个类似现代行业协会的民间组织，用来登记和规范商户们的经商行为。一旦发现诸如制假造假，哄抬物价，恶性竞争等等扰乱市场的事情，马上就会上报官府处理。
本朝改变了前朝商户科举的限制，商人的后人如不从商，可以参加科举。方家不止方恒一个儿子，方恒上面还有一个兄长，是方家的长子长孙方悦。方悦于读书上无甚资质，倒是颇有经商头脑，因此被培养为家族生意继承人。而方恒，则肩负了方家改换门庭的重任。
方恒今年不过才十七岁，已经通过了县试，府试，正在准备参加院试。这个年龄就要去考“秀才”，资质已经是不错了。只等院试通过了，方家肯定是要把方恒送去更高的学府读书，一步步准备参加秋闱。乡试，会试，殿试，一级一级的考上过去，就指着方恒光耀方家门楣。不说当上状元榜眼探花，最起码能混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当当足矣。
无论千百年来人们如何诟病科考和现代高考，唐忆柳都觉得，它们已经是所有人人生中，最公平的一次机会了。当然不是绝对公平的，但已经是相对来说最公平的了。隋朝开创了科举制，这个选拔人才的制度被成为中国古代“第五大发明”。比之以前的察举制等等，科举制度更能使平民百姓多了一个阶层流动的机会。科考不光有文举，还有武举。无数想要报效国家的寒门学子，或者想要出人头地的穷人家孩子，都有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。尽管这里面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比如有些人一旦身等登高位，就尸位素餐，或者祸国殃民，滋生了很多腐败，很多阴谋，黑暗。但是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，不能因噎废食。科举最大的作用还是为国家选拔了许多可堪大用的栋梁之材，并为僵化的统治阶级注入了许多新鲜的血液。多少胸有大志的热血儿郎，都找到了报效国家的机会。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为国家做出了许多贡献。